五年前，香港大批市民占领主要道路79日争取普选失败而回，当时有人在现场挂上横额，说“We will be back（我们将会回来）”。五年后，大批市民真的重回金钟现场，实现了“占领2.0”，但这场新“占领”，很快便被警方武力驱散。
6月12日，香港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警民冲突，警方动用约150枚催泪弹、数发橡胶子弹及20发布袋弹驱散成千上万的示威者。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这是“有组织的暴动”，示威者指责是政府漠视民意，强行修订《逃犯条例》，才引发不满情绪升温，并批评警方过份使用武力。
“我在高中时已经意识到，我们是催泪弹的一代，也许会有一天要面对真枪实弹，”20岁的大学生钟同学对BBC中文说。
她接受采访时再三叮嘱我不能录音、不能拍照，“最好把电话也关掉”，我们透过中间人相约在公园一个角落聊天，她带着口罩，生怕记者已被人跟踪。到底是甚么时候在香港采访一个青年需要如此戒备？
她说，从2012年香港出现反对国民教育运动起，便经常看新闻，“越了解这个社会，便发现越多荒谬的事情。”
五年前的“雨伞运动”、三年前的“旺角骚乱”，她尚未成年，忙于学业而无法参与，“但这些抗争对当年只是中学生的我，印象非常深刻，当年我已经问，为何警察可以这样粗暴对待示威者，为什么政府可以完全不听市民的声音。”
香港政府近期推动修订《逃犯条例》引发巨大争议，外界忧虑修例通过后，会令在香港的人被安插罪名，移交至法治与人权欠佳的中国大陆。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研究，约六成香港人不信任中国司法系统。
这个6月，钟同学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参与示威活动，这是她首次参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。
“政府之前两次修改这份草案，但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就是如何相信大陆政府的法律系统，香港政府说自己或是法庭可以把关，有所保障，但如果大陆要伪造罪名，把香港人带上去，也是可以，你可能说案例不会很多，但说实话，缺口打开了，大陆政府可以为所欲为。”
6月9日的百万人游行，让首次上街抗议的她大开眼界，但自称理念贴近本土派的她知道，这种和平游行根本不会有所作为。晚上游行后，她留守立法会外，看着一众示威者冲入立法会，她第一次亲眼目睹警民冲突，“现场气氛真的很紧张，警察对待示威者真的毫不留情。”但这场冲突只是一群新手年轻抗争者小试牛刀的一幕。
政府对百万人游行没有任何让步，尝试把焦点放在9日晚上的警民冲突，民间眼见政府丝毫不退让，酝酿更大规模的抗争，一些商店酝酿罢市，学生组织发起罢课，务求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，阻止立法会恢复审议草案。
有专家认为，香港这次集体抗争大部分属于自发。在现场，许多常常亮相媒体的政治人物，只是混在人群之中，帮忙阻止警察继续追打示威者，而不是鼓动人群冲向前。
这种新抗争模式在香港被称为“去大台化”，即是没有领袖、没有大组织支援，主要由普通人三五成群地在不同的位置参与示威。这与“雨伞运动”学生领袖、“占中三子”以及在占领区现场冒起的领袖，不断争夺话语权的作法有分别。
这种新模式有利有弊，一方面群众没有与相同阵营的人争拗的包袱，但一方面也令很多人不知所措，群雄无首。
钟同学表示，参与示威期间，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，不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她，主要的消息来自一些具有数据保安和加密功能的社交媒体，譬如Telegram群组，以及网上讨论区，但这些地方发言的人众多，也经常传播假消息，让她无所适从。
“（香港特首）林郑月娥说我们是有组织的犯罪，我很想回应她，我也很想知道当时哪里不够物资、哪里需要人，其实我也想有人提点一下，毕竟我是第一次上前线。”
当天傍晚时，她带着疲惫的身躯，默默地回大学宿舍，与朋友一起大声痛哭。
作为本土派支持者，她在这天前，常常表示支持“勇武抗争”。
“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来，面对的对手真的太强大了，我做好心理准备被捕，但我未准备好面对死亡，因为当死伤来得这么近时，我才知道这个代价其实真的很大。”
“但我不会轻言放弃，这次运动让我知道很多同路人，我们都是真心爱香港的人，这次我们至少阻止立法会议员开会，达到了目的，”钟同学说，“但如果每次都要这样动员，去阻止政府或立法会的一小步，值不值得很难说，但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，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话，谁会选择在前线被人打。”
“我看见这座城市在下沉，但我阻止不到，”30岁、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见证了香港近年两次催泪弹，“香港人现在太会抗争，我都觉得很可悲。”
2014年，催泪弹掉下来的一刻，他是撑着伞站在前线的青年，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，他也在金钟度过了几十天的昼夜。
那时候他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但自从“雨伞运动”后，香港社会进入外界所言的“社运低潮”，他也一度对政治感到气馁，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，过去五年，香港的情况“每况愈下”，政府“变本加厉”。
当年的社运人士包括学运领袖黄之锋、“占中三子”、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继入狱。2016年农历新年爆发的“旺角骚乱”，本土派领袖要不被判暴动罪成，要不流亡德国寻求庇护。多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席，部分人连参选的机会也没有，结果建制派在立法会占据大优势。
“政府完全没有打算听丁点反对声音，是丁点也没有，不但没有疏导民间不满情绪，反而不断地燃点不同的火头，看看《国歌法》、一地两检，还有林郑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计划等等，现在逃犯条例只是触发点，那种怨气是累积而成。”
王先生强调自己不是本土派，工作的关系令他不能够经常参与社会运动，但这次逃犯条例再次让他意识到不得不走出。
“逃犯条例最可怕之处是看到政府的谎言，可以睁着眼说中国法治没问题，指责法律界人士不会法律，以台湾杀人案做修例的掩饰，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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