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正在办“改革开放四十年展”。据说，展板上没有失误和问题，只有成绩；习近平新时代的成绩占四分之三，邓小平等前领导的成绩占四分之一。
有人问，这合不合乎实际？
我对领导人功绩大小之类的话题没有兴趣。我只知道中国的“改革”曾经关系到生和死。“改革”的生死存亡就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；“改革”的主人，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人，不如说是十多亿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。
毛泽东活着时，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有主导权的活人。他说公有，私有就是罪；他要统购统销，市场就被消灭了；他叫办公共食堂，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就必须充公；他要你下乡，就不准你呆在城里；他认为什么话是修正主义，说这种话的人就必须挨斗，有些人因此被打死。当时盛行的口号“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”，不只是吓唬吓唬人，它是必须照办的行动纲领。中国人要活，不摆脱毛泽东的制度是没有希望的。
1976年以来，凡是有效的改革都是改掉毛泽东制度的改革。无论是撤销“人民公社”，还是允许私人经济，毛活着，没有人敢试——敢试的人，不管大人物还是老百姓，一个个都被镇压了。是毛泽东之死，使改革出现了一线生机。
中国“改革”的冲天第一炮，是“人民公社”的瓦解。这瓦解，不靠党的领导；相反，靠的是不愿意服从党领导的农民。开始时只有一个村，村民们背着中共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自作主张决定，秘密分田到户（当时叫做“包产到户”）；后来全国农民纷起，风起云涌，势不可挡，终于把毛泽东的党用来禁锢中国农民的那个把苏联集体农庄与东汉“五斗米道”拼凑而成的“人民公社”制度，送进了历史垃圾堆。
“改革”的第二件大事，恐怕要数城镇个体户和其他私有经济雨后春笋般的再生。为什么说“再生”？因为在毛泽东死之前，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把私有经济连根拔光，连补鞋剃头之类的小摊头，也被国家洗劫一空，“收归国营”了。
毛一死，机会来了，被驱赶下乡的青年自作主张，不听毛的话，纷纷回城。回城之后何以为生？除了有门路的当了干部，有“顶替名额”的当了职工以外，绝大多数都被党“爱莫能助”。作为党国的弃婴，他们只能在“社会主义”体系之外自谋生路。所谓自谋生路，说白了，就是群起而走那条被毛和中共批倒批臭挖断堵死了的私有制的“邪路”，当个“万恶的私营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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